1935年秋天，哈达铺的老街上，当归、黄芪、党参的摊子就摆在路边，一堆一堆的草根树皮，晒得发黄。周恩来进镇的时候，人已经瘦得脱了形，连续高烧，连马都骑不住。警卫员跑到镇上请来一位老中医，把完脉，开方，抓药，熬好端上来。几服药下去，这个连马都上不去的人，能自己下地走路了。救命的东西不是从哪运来的稀罕物，就是这条街上满地堆着的草根。 周恩来喝药的时候，喝了两口突然停下来，问身边的小战士一句话：“药钱付了吗？”小战士低着头说，大夫坚决不收，说畅家在这镇上几代行医，没见过这么仁义、这么受百姓爱戴的军队，这药就送给红军先生了。周恩来眉头紧锁，用责怪的眼神盯了小战士一眼。 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去了畅氏诊所，把医疗费往老中医畅通手里塞。畅通还是坚决不收。周恩来拗不过，从怀里掏出一把黄色的小铜勺递过去：“这把铜勺跟随我多年，您收下吧。虽然不值什么钱，也算是个纪念。什么也不收，是不行的，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 据甘肃省博物馆的记录，这把铜勺长21.7厘米，高3.2厘米，口径7.1厘米，黄铜打的，通体没有花纹，勺身的光泽早就褪了，覆着一层暗沉包浆。放在今天，这就是一把最普通的家用器物。 畅通当时不知道这位病人是谁，红军有纪律，他一直不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工作人员来哈达铺寻访长征足迹，畅家人才知道，当年那位消瘦但眼神笃定的首长，是周恩来。后来畅家后人把这把铜勺捐给了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现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 畅通那年已经年近70岁，畅辉民是畅通的曾孙，也是畅氏诊所现在的经营者。他说，太爷爷领着当时还是学徒的父亲一起上门，一个把脉、开药方，一个背药箱、抓药，一老一小给首长看病。周恩来和邓颖超后来还亲自登门道谢。 老中医开的是什么药？当归、黄芪、党参，还有柴胡、大黄这些哈达铺本地药材。哈达铺所在的甘肃宕昌县，自古就有“千年药乡”“天然药库”的说法，全国12807种中药材里，宕昌就有690多种，有收购量的142种。当年红军到哈达铺时，镇上“一条街”上汇集了90多间商铺、27家药材老字号，川商、徽商、晋商都在这里开铺子。当地有句话叫“天下当归看岷归，最好的岷归出自哈达铺”。 长征途中，周恩来和战士一起吃野菜和青稞，营养不良，沙窝会议之后病倒了。发高烧，连续几天不退，后来发现肝部肿大，皮肤发黄，需要排脓。行军路上没有条件开刀，只能用冰块冷敷。医生用冰敷了七个多小时，终于排出了半盆脓，高烧才慢慢退下去。他是躺在担架上走过草地的。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离开川西北大草原，横穿岷山，往甘南俄界走。山道颠簸，粒米未进，周恩来的病更重了。9月12日俄界会议召开的时候，他病重没参加。当天晚上，他一直昏迷不醒，首长、医护人员守着，都毫无办法。就是这天晚上，村头传来枪响，警卫团抓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藏族青年，正在司令部询问。 这个年轻人叫赛浪，蓬头垢面，愣愣地不说话。通过翻译才问明白，他母亲在对面的山里得了重病，他是回家来拿药的。征得赛浪同意后，由卫生部派两位医生进山，给赛浪的母亲治病。 两个多小时后，赛浪背着他母亲回了村，跟着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妹妹，以及一个面目黑瘦的老人。赛浪介绍说，这位老人是他伯父，是这一带很有名气的藏医，让那位藏医给周恩来治病。几天后，周恩来一行30多人随后卫部队赶到了宕昌哈达铺。他的病虽然没有痊愈，但经过藏医的治疗，有了明显好转，能吃饭、能行军，也能从事领导工作了。 也就是说，走进哈达铺的周恩来，是一个刚从昏迷里缓过来、身体依然十分虚弱、面黄肌瘦的人。畅通大夫做的是接力棒的下一段，把这个人从虚脱里再往回拉一把。还有一件事值得说。红军刚到哈达铺的时候，不少商户是关着门跑了的。 红军进镇以后没有打扰当地居民，夜里就睡在街道两边，睡在马路牙子上，睡在镇子周边的戏台、庙宇和空地上。乡亲们看到红军衣衫褴褛，纷纷拿出衣服和食物送给红军，官兵都一一婉拒了。 哈达铺上街村62岁的村民周玉泉记得父亲讲过的话：红军刚来时，面容憔悴，衣衫打满补丁，脚上的鞋子破烂不堪；经过几天休息，战士们脸上有了血色，体力也恢复了，还主动帮乡亲挑水，水缸挑满后，又挑水冲洗大街。夜里，哈达铺小学的操场上还有文艺演出，战士和百姓一起看。 走在今天的哈达铺红军街上，还是那条长约千米的老街，红军长征是这条街上的高频词，红军锅盔、红军凉粉、红军鞋、长征路小吃的招牌一个接一个。代办所旧址还在，门口立着一只绿色邮筒。义和昌药铺还在，院子里一条根上长出三棵苹果树，当地人叫它红军的同心树。同善社还在，那是周恩来的旧居，院子里立着一组塑像，定格的是一个穿长衫的老中医和一位红军首长握手的那一刻，铜勺就摆在纪念馆的展柜里。 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