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新报告痛批西方媒体，称其在加沙报道中淡化责任，助长暴行

西方媒体在加沙问题上难辞其咎，如果没有西方媒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就不可能得逞。每一场种族灭绝都始于言语，而非子弹与炸弹。这些言语鼓吹非人化，淡化苦难，掩盖暴行，传播未经核实的说法，影响公众对相关情况的理解。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弗朗切斯卡·阿尔巴内塞新近发布的一份分量沉重的报告，阐明了这一点。该报告题为《废墟下的真相：种族灭绝时期的媒体》，定于周一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是她在揭露这场种族灭绝方面关键工作的最新成果。这项工作令她付出巨大个人代价：美国已对阿尔巴内塞实施制裁。 报告中提出了“媒体灭绝”这一概念，用来描述媒体在加沙问题上的核心职能如何遭到摧毁。即便在最好的时候，西方媒体——说到底大多是右翼寡头的玩物——也未能尽到告知公众、教育公民的本分，而这在理论上正是民主体制中媒体的关键职能。相反，它们往往煽动针对边缘少数群体的偏见，对那些不论谁上台执政都稳坐权力位置的富豪精英疏于监督，并压制对一个失败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审视。 在种族灭绝发生时，媒体这种根深蒂固的恶性缺陷，就成了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从一开始，各媒体机构绝大多数都没有报道以色列领导人表达种族灭绝意图的言论。即便偶有报道，这些言论也被淹没，含义遭到模糊。比如对平民实施围困，把他们称作“人形野兽”，并宣称要让他们承受“地狱”。比如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宣称，他已对士兵“解除一切约束”，并表示“加沙不会回到从前的样子，我们将消灭一切”。 再比如，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官员说，“加沙最终会变成一座帐篷之城”，并预言性地警告“将不会再有建筑物”。媒体没有报道的是，加沙从一开始就在被从地球表面抹去。据非政府组织统计，在这场种族灭绝式攻势的前25天里，即2023年10月，有超过5000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近2000名儿童。该组织的结论是，这些都是高度保守的估计。“这是有记录以来对平民而言最激烈、最具破坏性、致死人数最多的冲突，”该组织写道，并指出在仅有0.6%的案例中有武装人员被打死。 相反，西方媒体无视哈马斯在10月7日犯下的确凿真实罪行，转而渲染那些从未发生过的罪行。比如所谓以色列婴儿被斩首、被放进烤箱烤死的说法。这些虚假说法助长了一种氛围：以色列无论采取何种报复行动，似乎都属正当。 各媒体毫不掩饰地表明，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连以色列人生命价值的几分之一都算不上。报道10月7日事件时，媒体用上了煽情而富有人性色彩的语言；而在报道以色列对加沙的所作所为时，这种语言不见了。报道以色列发动的袭击时，标题里往往连施袭者都被抹去。 加沙的苦难常被描绘成仿佛某种自然灾害降临这片狭小地带。以色列领导人和官员的虚假说法被置于报道中心并遭采信。巴勒斯坦人的声音被不成比例地排除在播出之外，即便出现，也被当作正在被告席上受审的嫌疑罪犯对待。 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被挡在报刊与广播之外，专攻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法律专家同样如此。这一切使种族灭绝成为可能。毕竟，正是西方政府向以色列提供了其犯下这些罪行所需的武器和支持。 尽管存在这样的共谋，西方舆论还是大幅转向反对以色列。巴勒斯坦记者借助社交媒体开展的工作，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如果真相从一开始就得到清晰呈现，西方舆论本可迫使本国政府阻止以色列释放这场种族灭绝式的暴行。以色列自身则大规模屠杀巴勒斯坦记者，并禁止外国记者进入加沙。其国内媒体煽动民众陷入种族灭绝式的狂热，公开举办把平民描述为敌人的讨论。 在卢旺达，记者最终因自己在种族灭绝中扮演的角色被起诉。那么在西方，应当如何问责？至少，那些利用自身平台将巴勒斯坦人非人化、为种族灭绝喝彩的人，必须身败名裂、断送职业生涯。这不是出于复仇，而是为了确保这一切永不重演。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