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思衡 （Stephen Jackson）看来，世界越是充满不确定性，国际合作就越显得重要。这并非一句抽象的外交判断。 早年在索马里、卢旺达和安哥拉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之后参与联合国的冲突调解与和平建设，杰思衡的职业经历不仅让他长期面对国际危机最直接的一面，也横跨国际治理机制与政治事务。2026年4月，他出任联合国驻华协调员。 角色发生了变化，但杰思衡始终面对着相似的问题：当世界陷入冲突与分歧，人们还能通过什么方式共同应对那些超越国界的挑战？ 10月23日至25日，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在河北举办。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代表在两天时间里探讨，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国际社会应该如何重建信心与合作。 论坛期间，杰思衡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他不回避联合国自身存在的不足，也指出预算削减正在限制其应对危机的能力。在他看来，重建信任不能止于重申多边主义的价值，还需要各国拿出政治意愿、投入资源，并以实际行动证明合作能够带来成果。 而“中国的独特经验将为未来多边主义的发展提供重要视角，并为未来25年乃至50年的国际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他说。 专访结束后，杰思衡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坚信国际合作、多边主义以及联合国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令我倍感振奋的是，中国也始终秉持着同样的信念。”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用中文写下“我们一起努力！”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思衡在论坛期间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澎湃新闻记者 杨文钦 图 以下为专访实录 “中国将发展置于人类生存的核心位置” 澎湃新闻： 1993年您第一次来到中国时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三十多年后，您以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的身份再次来到这里。您亲身感受到的中国变化中，哪些最令您印象深刻？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 杰思衡： 我想举两个例子。我至今仍记得1993年到北京时的情景。人民大会堂前宽阔的道路上满是自行车，大家骑着老式自行车穿行于城市各处。如今，当我乘车行驶在同样的道路上时，看到的已经是黑色电动汽车。这一变化极具象征意义。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人的出行方式已经从非常实用、健康的自行车，跃升到了高科技的、更加注重气候与环境的电动出行方式。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成就。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帮助8.5亿国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这是非凡的成就，可以自信地说，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 联合国致力于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共有17项，其中首要目标就是消除绝对贫困。如果说全球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自身的实践和经验。 如今全球仍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口数量，大约与中国帮助摆脱绝对贫困的人口数量相当。因此我一直在想：既然中国能够做到，世界也应该能够做到。我们有能力让绝对贫困成为历史，而这正是世界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承诺的、要在2030年实现的愿景。 澎湃新闻： 您曾在非洲多国参与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与和平建设。您如何看待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发展议程的挤压？最容易被国际社会忽视的发展风险是什么？ 杰思衡： 在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里，我参与了世界上最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应对工作，包括20世纪90年代索马里的饥荒与内战、卢旺达种族灭绝，以及刚果内战期间的事件。这让我更加理解了极端贫困带来的长期煎熬，以及战火肆虐的恐惧。 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实践很有启发性。在我看来，中国认为所有冲突的根源都在于发展不足。和平的缺失实际上是发展未能实现所造成的后果。将发展置于人类生存的核心位置，是非常深刻的认识。 三四十年前，部分国家在收入和财富水平上与当时的中国相当。如今，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而那些国家仍深陷贫困与冲突。这让我意识到，所有人都有责任在发展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 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资缺口以每年数万亿元人民币计；而全球每年实际投入发展领域的资金，充其量也只有数千亿元人民币。两者之间相差了好几个数量级。我们投入的资源与实际需求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同意这句话，但如果今天不先给他那条鱼，他还没学会打鱼就饿死了。所以我们必须及时应对人道主义紧急事态。 如今，全球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达到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人数，超过了二战以来的任何时期，然而人道主义预算却在急剧削减。我们需要主动作为。我们称之为“人道主义外交”——通过外交努力促成和平，让人们能重返家园、恢复正常生活，重启发展的进程。 因此，在加大发展融资、增加人道主义援助投入，以及主动推动世界和平这三方面上，联合国与中国可以携手做很多，其中就包括围绕全球治理倡议开展合作。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全球性挑战 澎湃新闻： 面对持续的地区冲突，国际上有部分声音质疑联合国能发挥的作用。您如何看待这种质疑？在当前国际环境下，联合国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
